閱讀工具謀殺閱讀

閱讀工具謀殺閱讀 Kindle、iPad和iPhone的確提升了閱讀的方便，但怎樣使用它們取決於我們的意志與慾望。 　 上週末到香港大學參加一個推廣閱讀英文書的研討會。主辦機構是有心人，想集合老師、家長、學者、名人、書店和出版社的力量，把年輕一代帶進多采多姿的英語閱讀世界。研討會結束後，我跟幾個讀高中的學生攀談。他們異口同聲地告訴我，他們沒有閱讀課本以外的英文書的習慣，卻幾乎每個月都會看三至四齣好萊塢的電影。 我即時想到馬克吐溫的一句話：識字而不讀書的人，比起文盲，其實沒有佔到多少便宜(The man who doesn't read has no advantage over the man who can't.)。當然，我明白在今日社會，閱讀英文書就像寫信一樣，早成失落的藝術。這已經是不容否認，亦無法改變的事實。Kindle、iPad和iPhone的發明，的確大大提升了閱讀的方便；但它們畢竟只是閱讀的工具，怎樣使用它們，還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意志與慾望。實情是我們雖然有著越來越先進的閱讀工具，但我們的閱讀意志始終無法堅強起來，更遑論閱讀的慾望，很多香港人根本就無法將閱讀和慾望聯想在一起。 以《影響的焦慮》一書在西方批評界引起極大反響的耶魯大學教授布魯姆(Harold Bloom)認為，閱讀最大的功用是幫助我們善用孤獨(the wise use of solitude)。真正懂得獨處的人必然懂得享受獨處帶來的「寂寞」，英國史學家、《羅馬帝國興亡史》的作者吉本(Edward Gibbon)便說過：「我獨處之時最不感寂寞。」（I was never less alone than while by myself.） 只是香港人視孤獨為洪水猛獸，千方百計要把它拒諸門外，又怎會想到要善用它？香港人每天都開著電視機，一邊罵，一邊看。電視所提供的集體幻想、奇觀、廉價滿足和事樂趣，漸漸將觀眾變成不習慣和不懂得思考、反省和獨處的所謂「沙發上的土豆」（couch potato）。美國的開國元勳傑佛遜（Thomas Jefferson）說過，要活得自由，就要時刻保持警惕(the price of freedom is eternal vigilance)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林林總總的大眾娛樂可以說是民主的敵人，因為它們存在的意義，以及操縱觀眾的手段，就是要令他們永無休止地分心，將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無關宏旨的事情上（the art of mass entertainment is eternal distraction）。 香港人也喜歡用「血拼」（shopping）來驅逐沉悶。他們對應用於日常生活的科技，有種近乎肉慾的迷戀。日新月異的新產品，對他們來說，不是用來「謀殺」時間的小玩意（gadgets），而是必須第一時間據為己有的「慾望的對象」。虛假需求的製造和滿足，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「生命力」（life force）：它帶動生產和消費，創造就業，促進經濟發展；為香港這個顧盼自豪的消費主義社會提供持續運作的基本能量。 看電影與閱讀都可以用來「殺死沉悶」，卻有本質上的分別。前者多數是一種集體經驗的社交活動，後者是一種獨處的方法和藝術。看電影是要「殺死」時間，閱讀卻是要學習怎樣跟時間做朋友。電影為觀眾提供的是奇觀和即時的滿足，文學訴諸讀者的想像力和耐性。文學是與現實的碰撞和對質，電影卻是對現實的逃避和否定。電影厲害，不僅因為它懂得怎樣以假亂真，更由於它有化繁為簡的本事。電影本來就是用來逃避現實的，我們批評好萊塢的電影天真、幼稚，其實它的天真是一種骨子裏的世故，它的幼稚是一種計算準確的狡猾。這解釋了為什麼看完電影之後再看原著，或者先看原著然後才看電影，通常都是減值而非增值的經驗——文學的可讀性乃建基於它的複雜與曖昧；而電影的可觀性卻建基於它對複雜性與曖昧性的排斥。在這個意義上來說，兩者的生存狀態幾乎是對立的。 在全球化趨勢下，電影的投資越驚人，它需要收回成本以及賺取高回報的壓力也越大。結果，今日的電影不斷去繁從簡，剩下的是人人都看得明白、看得高興的奇觀。看慣奇觀的人不僅不會知道閱讀的好，可能連進入閱讀的狀態也有困難。只要花得起錢，今天你可以在市場買到最先進的電子閱讀器；但閱讀作為一種能力，一種態度，甚至一種價值，卻只能往我們自己的心裏去找。■